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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之后，中国采取了这一策略，从而富有成效地改善了长期需求。

等到我们的利率和国外一样低了，并且经过前面三个阶段，中国企业逐渐习惯了利率波动，然后再搞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能比较容易适应外部波动所带来的利息波动了。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日货币直兑 。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最糟的结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本月起，上海和东京外汇交易市场实现了人民币与日元直接兑换。第二步，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再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利息差消失，同时因为民间资本向民营企业放贷，民间利率会下降。这个协定使银行有权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失去流动性、不可兑换或不可转移的情况下延缓付款，并以美元（而非人民币）结算它们的交易。这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连越南都是我们的10倍。

要知道，国际金融的三大主协议都是由这些机构制定的。其中有一种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建议中国尽快完全开放资本账。金融方面需要更多的问责制、更多的透明化。

当时国际长途贵到1分钟28元到32元，我们要把电话里想说的东西先写下来，然后念熟，打电话时要很快地对着那个念。如果你和权力没有关系，即使你拿到研究生文凭，也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能找到工作。记者：世界银行前不久发布的报告建议中国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您如何看？鲍尔森：我非常同意他们的很多观点。陈志武：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倡议，所以世界银行发布这个报告我也不奇怪。

至于走出去投资，现在越来越宽松，但还是要经过程序去申请，不是自由的流动。本文来源于：凤凰周刊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

我建议把大城市和国土管理区分开，美国芝加哥、洛杉矶行政等级都比县小，但其管理的密度和能量是用另外一个体系。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就很难检查出错误。上面越放，下面越乱，搅进民间金融里，这就是产生吴英案的根源。记者：感觉城市化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经济遇困的原因。

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新36条出台已近两年，没有很好贯彻落实，所以国务院强调要有实施细则。周其仁：去年中国城镇化程度是51.27%，工业化程度是47%，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周其仁：东京大都市圈是1.6万平方米，跟北京差不多，但是它差不多是日本GDP的1/3，3300万人口活跃在这个区域，还非常有秩序。

中国应该减少国企部门，给私营部门更多一些空间。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基于科学效率的项目，使得最好的清洁能源技术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这对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国内利率机制改革略微先行。但现在中国政府财政预算内（还不包括预算外）的财政收入超过十万亿，相当于中国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最好是从根本上终结国有经济，那样才可以让权力对中国社会资源的控制尽量降低。因为你不准重复建设就是不准竞争。第五，市场准入的玻璃门没有解决。记者：中国消费需求可能受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抑制。我想谈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引入更多的竞争，让资本市场更加高效、并且快速推进改革，所以我们不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中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应该放慢。从国家国有资本的角度来讲，应该放在公共财政上。

所以人群会集聚，收入会增加，城市化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原来的中国电信集团拆分成三个相互竞争的企业后，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一度出现了重复铺设，很多人反对，这该怎么看？重复建设有代价，但不重复建设也有代价，所以要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样，每个人退休的时候，养老金的购买力能够和物价水平基本上保持一致。记者：您如何看待最近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工作？陈志武：我的理解是更多地涉及境外投资的，而不是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利率市场化，所以不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

现在要把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去发现规律。民间金融自古以来就有发展，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反而受到限制和遏制，这是政策制定人士不可饶恕的错误。

记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保育钧：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就是金融银行业对内开放，让民间资本来兴办小型金融机构。你想，怎么和政府打官司？这是严重的威胁，现在《物权法》执法不严。有户籍制度，才会有垄断、壁垒。还有一个是允许已经大量存在的小额贷款公司，符合条件就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

记者：西方的消费者变得更加节约，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陈志武：当然是中国的出口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是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看，不管怎么样，以后不能靠出口来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记者：汇率市场化是否应与利率市场化同步推出？胡祖六：汇率是反映本国市场利率和国际利率之间的差异以及合理升值的预期。

融资难、融资贵、结构品种单一等问题一直没得到改进。记者：那政府性企业如何变成公有制？秦晓：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遗产留下来的，经过改革取得了很多成就，怎么把这一块资产平稳的转移到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第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记者：如何看待养老金入市的问题？陈志武：一旦中国股市和其他资本市场能够走向正轨，养老金应该是有一部分投向股市的，只要经济增长和股市是同步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养老金的规模应该和经济增长同步增值。

这给国内机构和居民带来不确定性，因为全球市场瞬息万变，当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欧洲看准一个机会准备投时，却还要审批，等走完手续往往已时过境迁。记者：大政府主义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陈志武：出路就是缩小政府，让政府有所收敛。香港、新加坡、德国法兰克福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中国工厂制造出来的东西，需要它们这一环到达全世界终端。根据我们的调查，90%以上的小企业贷不到款。

第六，民营企业权益保障没有很好落实。胡祖六：风险偏好强，本是好事情，问题应该是怎么去管理风险。

记者：欧洲面临一个问题，民主政体和缩减福利规模存在内在矛盾。资本管制与物价没有关系，不能混淆概念。

这些要提上日程，要让包括社保、医保等所有权利都可携带。记者：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导致海南房价暴涨，而中国资本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有人认为，是美国次贷危机导致海南疯狂发展房地产，进而导致很多海防林被毁？鲍尔森：第一，我不认为中国房价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很大的相关性。